如果没有女儿的出生，也许老何一生都不会来美国。在我的再三邀请和母亲的再三劝说下，老何终于和母亲一道踏上赴美探亲的路。

我从机场接到他们，一路上他们看着风景，母亲一直在感慨：“天真蓝，小房子真漂亮。”而老何则一直半眯着双眼，皱着眉头，偶尔往窗外瞟一眼，嘟囔说：“这荒凉的，好像咱华县。”

我安排老何住在我的隔壁房间。一次，我路过客卫，看到他正在洗漱。“爸，我送你个电动刮胡刀吧，好用。”我说。

“电动刮胡刀哪有刀片用起来得心应手。”老何对着镜子用刀片仔细刮过下巴。我不再争论，靠在门框上眯着眼睛看老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正出神，女儿步履蹒跚地跑过来，抱着老何的腿嚷着要看他手中的刮胡刀。

老何迅速卸下刀片，把刀架放在女儿手中，然后满脸肥皂泡地挤起眼睛说：“你拿走了爷爷的刮胡刀，爷爷会变成大胡子怪兽！”然后伸手去抓女儿，女儿开心地嘎嘎直笑。

老何只有和我女儿在一起的时候是温暖可依的，当他面对我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地板着脸，吃完饭还是会提前离席回到自己的房间。不能开车，谁也不认识，出门变文盲，蓝天白云并不能安抚老何的焦躁。

一个月过去，老何的焦躁渐渐变成了沮丧。老何越来越多地待在房间里，有时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家还是不在，醒着还是睡了。渐渐地，人也仿佛消瘦了。

看着萎靡不振的老何，我突然想起心理学家武志红的“疆界”理论。“疆界”理论的大意是，每个人内心的疆界不同，许多年轻人在任何国家都不会不适，但对许多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内心疆界已经萎缩成家门口的一尺见方。

我买了机票送他和母亲提前回国。回国后不久母亲来电话告诉我，老何的精神比在美国时好了很多，人也胖了。

2014年，随着我多年的研究逐渐开花结果，我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反响强烈的论文，又荣获了几个学术奖项，一时间，我突然变得红火起来。我不断接到各种会议邀请，一些国内的论坛也请我去做演讲嘉宾。

有一次，我把母亲和老何接到北京，让他们到现场听一场我在财经媒体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我就中国货币供给和硬着陆问题发表了演讲，我猜想老何是听不懂的，但我内心希望他为我感到骄傲。

果然，演讲结束后，我看到老何明显比平时兴奋。他没有直接评价我的演讲，却给了我很多“建议”，例如上场时应当鞠躬，演讲过程中可以加入一些咏叹调般激昂的手势等。

我苦笑。也许对老何而言，今天的学术演讲和我儿时的诗朗诵并无本质区别；身为教授的我，依然是那个满身缺点的顽童。我默默点头，待老何的观点发表完毕，我便赶紧将话题切换到他感兴趣的、不痛不痒的领域。

我们之间早已筑起一道墙，一道关乎男人那匪夷所思的尊严的墙。我们之间注定不会有言语的煽情和肢体的亲密。花了23个小时，转机两次，我终于赶到西安。打开手机看到母亲的信息——老何昏迷了7个小时才苏醒，现在还躺在医院。

医生最终还是说出了我们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字：癌。我搂着母亲颤抖的肩膀，想努力理出一个头绪，但脑子里一片空白。

和大部分家属一样，我们对老何选择了隐瞒。我对他说我只是回国出差。他看到我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惊喜，开心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是国际型人才啦，满世界飞。”

继而又自责地说，“可惜不巧赶上我碰伤了脑袋，让你还没回家就跑到医院来。”我帮他削苹果，拿起刀子，却削得笨拙。老何笑了，说：“你啥时候削过苹果。”他接过刀子，熟练地把苹果皮削下来，习惯性地递给我。

我拿着原本是我想要削给老何吃的苹果，想要咬，却觉得牙齿颤抖得使不上力气。我找了个借口拿着苹果冲进卫生间，泪水狂涌而出。3天后，我返回美国，料理好做了一半的工作，然后请长假回西安照顾老何。

除了母亲，还有护工24小时陪在老何身边。老何最初是抗拒护工的，后来在几次疼痛和昏迷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病没那么简单，便默许了护工的存在。

他可以让母亲或护工端尿盆和擦身体，却绝不允许我插手，仿佛这样他便能继续保持一个父亲起码的尊严。每次看到我来病房，他会客气地坐起来说：“来啦。”

“嗯，来了。”每天都是这样的开场白，继而我会搜肠刮肚地寻找一些话题，比如我女儿的趣事，比如社会热点事件。老何始终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淡定，即使疼痛袭来，他也是默默忍着，即使忍得面部扭曲也很少发出呻吟。他用一种自我压抑的淡然，捍卫着自己最后的尊严。

终于有一天，他插上了呼吸管，不再能够进食，每日依靠鼻饲。失去表达能力的他反而对我更加依赖了，每天只要醒着，他便会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

那眼神我一直都记得，里面有太多在他可以讲话的时候拒绝流露的情感。之前，死亡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遥远的概念，在我和死亡之间隔着一道屏障，隔着一个老何。

而看着老何即将离去，仿佛那道屏障突然被移走，从此我成了新的老何，成了直接面对死亡的那一个。这种感觉令我不寒而栗。一个深夜，病房里一片死寂，偶尔传来隔壁病人的咳嗽声。我突然做了一个令自己感到惊讶的决定。我起身走到老何的床边，悄悄爬到他的床上，挤在他的身边躺下。

我靠在老何的背上，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听着父亲的心跳，感受着父亲的温度。我在他的身边躺了整整一宿。后来每天晚上我都爬到他的床上靠着他睡觉。他总是那么安静，一动不动，似乎从那天起，他的眼中没有了恐惧。

他在这场无声的父子和解中完成了最后的心理建设。3天后，老何身边监测器上的图像变成直线。“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后来，读到周国平的这段文字，我失声恸哭。

妻子带着女儿从美国赶了过来。女儿像大人一样抚摸着我的头发，包容着我的失控和脆弱。如果没有女儿的出生，也许老何一生都不会来美国。在我的再三邀请和母亲的再三劝说下，老何终于和母亲一道踏上赴美探亲的路。

我从机场接到他们，一路上他们看着风景，母亲一直在感慨：“天真蓝，小房子真漂亮。”而老何则一直半眯着双眼，皱着眉头，偶尔往窗外瞟一眼，嘟囔说：“这荒凉的，好像咱华县。”

我安排老何住在我的隔壁房间。一次，我路过客卫，看到他正在洗漱。“爸，我送你个电动刮胡刀吧，好用。”我说。

“电动刮胡刀哪有刀片用起来得心应手。”老何对着镜子用刀片仔细刮过下巴。我不再争论，靠在门框上眯着眼睛看老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正出神，女儿步履蹒跚地跑过来，抱着老何的腿嚷着要看他手中的刮胡刀。

老何迅速卸下刀片，把刀架放在女儿手中，然后满脸肥皂泡地挤起眼睛说：“你拿走了爷爷的刮胡刀，爷爷会变成大胡子怪兽！”然后伸手去抓女儿，女儿开心地嘎嘎直笑。

老何只有和我女儿在一起的时候是温暖可依的，当他面对我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地板着脸，吃完饭还是会提前离席回到自己的房间。不能开车，谁也不认识，出门变文盲，蓝天白云并不能安抚老何的焦躁。

 一个月过去，老何的焦躁渐渐变成了沮丧。老何越来越多地待在房间里，有时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家还是不在，醒着还是睡了。渐渐地，人也仿佛消瘦了。

看着萎靡不振的老何，我突然想起心理学家武志红的“疆界”理论。“疆界”理论的大意是，每个人内心的疆界不同，许多年轻人在任何国家都不会不适，但对许多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内心疆界已经萎缩成家门口的一尺见方。

我买了机票送他和母亲提前回国。回国后不久母亲来电话告诉我，老何的精神比在美国时好了很多，人也胖了。

2014年，随着我多年的研究逐渐开花结果，我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反响强烈的论文，又荣获了几个学术奖项，一时间，我突然变得红火起来。我不断接到各种会议邀请，一些国内的论坛也请我去做演讲嘉宾。

有一次，我把母亲和老何接到北京，让他们到现场听一场我在财经媒体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我就中国货币供给和硬着陆问题发表了演讲，我猜想老何是听不懂的，但我内心希望他为我感到骄傲。

果然，演讲结束后，我看到老何明显比平时兴奋。他没有直接评价我的演讲，却给了我很多“建议”，例如上场时应当鞠躬，演讲过程中可以加入一些咏叹调般激昂的手势等。

我苦笑。也许对老何而言，今天的学术演讲和我儿时的诗朗诵并无本质区别；身为教授的我，依然是那个满身缺点的顽童。我默默点头，待老何的观点发表完毕，我便赶紧将话题切换到他感兴趣的、不痛不痒的领域。

我们之间早已筑起一道墙，一道关乎男人那匪夷所思的尊严的墙。我们之间注定不会有言语的煽情和肢体的亲密。花了23个小时，转机两次，我终于赶到西安。打开手机看到母亲的信息——老何昏迷了7个小时才苏醒，现在还躺在医院。

医生最终还是说出了我们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字：癌。我搂着母亲颤抖的肩膀，想努力理出一个头绪，但脑子里一片空白。

和大部分家属一样，我们对老何选择了隐瞒。我对他说我只是回国出差。他看到我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惊喜，开心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是国际型人才啦，满世界飞。”

继而又自责地说，“可惜不巧赶上我碰伤了脑袋，让你还没回家就跑到医院来。”

我帮他削苹果，拿起刀子，却削得笨拙。老何笑了，说：“你啥时候削过苹果。”他接过刀子，熟练地把苹果皮削下来，习惯性地递给我。

我拿着原本是我想要削给老何吃的苹果，想要咬，却觉得牙齿颤抖得使不上力气。我找了个借口拿着苹果冲进卫生间，泪水狂涌而出。3天后，我返回美国，料理好做了一半的工作，然后请长假回西安照顾老何。

除了母亲，还有护工24小时陪在老何身边。老何最初是抗拒护工的，后来在几次疼痛和昏迷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病没那么简单，便默许了护工的存在。

他可以让母亲或护工端尿盆和擦身体，却绝不允许我插手，仿佛这样他便能继续保持一个父亲起码的尊严。每次看到我来病房，他会客气地坐起来说：“来啦。”

“嗯，来了。”每天都是这样的开场白，继而我会搜肠刮肚地寻找一些话题，比如我女儿的趣事，比如社会热点事件。

老何始终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淡定，即使疼痛袭来，他也是默默忍着，即使忍得面部扭曲也很少发出呻吟。他用一种自我压抑的淡然，捍卫着自己最后的尊严。

终于有一天，他插上了呼吸管，不再能够进食，每日依靠鼻饲。失去表达能力的他反而对我更加依赖了，每天只要醒着，他便会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

那眼神我一直都记得，里面有太多在他可以讲话的时候拒绝流露的情感。之前，死亡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遥远的概念，在我和死亡之间隔着一道屏障，隔着一个老何。

而看着老何即将离去，仿佛那道屏障突然被移走，从此我成了新的老何，成了直接面对死亡的那一个。这种感觉令我不寒而栗。

一个深夜，病房里一片死寂，偶尔传来隔壁病人的咳嗽声。我突然做了一个令自己感到惊讶的决定。我起身走到老何的床边，悄悄爬到他的床上，挤在他的身边躺下。

我靠在老何的背上，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听着父亲的心跳，感受着父亲的温度。我在他的身边躺了整整一宿。

后来每天晚上我都爬到他的床上靠着他睡觉。他总是那么安静，一动不动，似乎从那天起，他的眼中没有了恐惧。他在这场无声的父子和解中完成了最后的心理建设。

3天后，老何身边监测器上的图像变成直线。“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后来，读到周国平的这段文字，我失声恸哭。

我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泣。我从此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成了家里那个必须坚强的人。我终于理解了老何内心的惶恐，和他执念式的坚持。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童年的自己追随着老何走在去往集市的路上。通往集市的土路总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后终于走到集市，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老何早已离去。

落寞间，蓦然转身，却惊见童年的自己，他冲我呼喊着：“爸爸，我终于追上你了。”

低头，我穿着发黄的汗衫、布鞋。我不再是我，我终于变成了老何。

*END

本文文字来源：安徽共青团、 半月谈、共青团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