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亵渎的青春——女知青惨遭蹂躏录。想起了陈冲的《天浴》，女知青为回城被多人玷污，最终惨死，许多比较漂亮的女知青，下乡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引诱，她们的身心受到了摧残。。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历史更有必要为后人所知。
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污的其实无法统计。大部分被侮辱过的女知青都不愿暴露真实情况，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将使失去贞操的年轻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另有一些被奸污后而上大学、入党、提干的女知青，更不会将内情暴露。
 
 
 
 
 
 
一个女知青麻木地推开生产队长家的门，一步一步、沉重万分地走了进去。生产队长的桌上摆着半瓶二锅头和一小盘花生米，还有一张招工表格和生产队革委会的大印。女知青站住了，双目无神，象一个被送上祭台的羔羊。
 
 
 
 
生产队长甚至连门都不关，闪闪烁烁的油灯都不吹，就粗鲁地笑着，一把扯开女知青的衣衫，无耻地揉摸那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乳房，然后把她推倒在充满汗味和臊味的木板床上。女知青没有喊叫，怕人听到，只是心和下体一同疼痛着。当女知青从床上站起来，滞重地穿着衣服时，生产队长将血红的大印盖在了招工表上。和那大印一样鲜红的还有床单上几块处女的血痕。
 
 
 
 
 
一九七二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女知青们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
 
 
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零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所谓回乡知青）达数千万之众，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污的其实无法统计。大部份被侮辱过的女知青都不愿暴露真实情况，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将使失去贞操的年轻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
 
另有一些被奸污后而上大学、入党、提干的女知青更不会将内情暴露。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助理保卫干事，被一名当权者奸污后送到四川去上大学，后来此当权者又奸污其他女知青被揭发出来，坦白罪行时交代出与她有过关系。当外调人员到四川找到她询问情况时，她却矢口否认。外调人员失望而归，那当权者因此而被少判一年徒刑。按当时的说法，这些色狼统统被称为破坏上山下乡份子。这些色狼罪有应得，遗憾的是大部份奸污过女知青的人并没有被揭露，他们到死都会为自己的艳福而洋洋得意。最终倒霉的还是那些弱者，她们心灵的创伤不但终生难忘，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屡屡因直接碰撞而再次流血。
 
 
 
 
上海一个普通女工，在新婚之夜被丈夫毒打，以至赶出家门，因为她不是处女，她的处女贞操在插队时被公社党委书记给破坏了，她的丈夫并不因她当时若反抗就会被打成反革命纵火犯而原谅她。当时她看麦场，无意中烧了一百多斤麦子。更有甚者，一些在插队时入了党的回城女知青，几乎百分之百地被怀疑是被大队党书记奸污后，而发给党票的，因而，这些人连找对象都成了问题。可确实有这样的现象，手里握有党票、团票，招工、调动、提干权，以及病退、困退权的色狼们，以这些特权为诱饵，奸污了不少女知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上海女知青，长得丰满诱人，她拒绝了连长的调戏，便被发配到二十里外的水渠口去开关闸门，每天在四十度的酷暑中来回一次，半个月后她屈服了，给了连长一个暗示。连长陪她看了一天水闸，第二天她就被调回连队驻地的食堂工作。而那最后一天，她少女的贞操与流水一同东去了。
 
女知青还要忍受各地农村、边疆生产建设兵团里那些伸向她们的“黑手”。公开的资料显示。在当时各地农村、边疆生产建设兵团里糟蹋、残害女知青的现象非常严重，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当时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记载一些真实的案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叫贾小山的营长，先后利用职权强奸女知青20余人；还有一个叫张国亮的连队指导员兽性大发，先后强奸女知青30多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个团长黄砚田、团参谋长李耀东分别利用职权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生产建设兵团被奸污的喽啻？99人，罪犯中涉及有部队现役干部209人。各地农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涉及糟蹋、残害女知青的也为数不少…… 新华社《情况反映》所透露的，只是各地知青在基层接受“再教育”的种种负面情况的冰山一角。更多悲剧被掩埋在历史的角落，也许永远都不会被人知晓了。

新华社的报道被送到中央领导的手中。毛泽东愤然做出批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周总理怒不可遏地批示，“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李先念气愤地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在中央领导的过问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追查残害知青的行动。

　　文史作家邓鹏在《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中写道，“云南某部队300多军人中竟有30多人被处理。黑龙江、内蒙等兵团的一大批高级将领被解除职务……我所下乡的地方虽不是建设兵团，却也查出了问题。我们乡的党委书记以谁满足他的要求，谁就可回城为诱，和乡里的多个女知青发生了关系，事情败露后，尽管他有一定的后台，但死罪免了，活罪难逃，去监狱关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