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形象”正在走样。

皮尤研究中心一项发表于2019年2月的调查研究显示，从2013年至2018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美国“不顺眼”。

在接受调查的国家/地区中，2018年有45%的人将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视为“主要威胁”，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这一数字是38%。而在奥巴马执政的2013年，这一数字是25%。

这五年间，德国的“不满”增长了30个百分点，法国则是29个百分点，墨西哥和巴西都增长了26%，东亚地区的老盟友日本、韩国，其感受到威胁的程度均已经超过60%，分别是66%和67%。

“不顺眼”主要体现在国际事务的投票权上——美国的“亲和联盟”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亲和联盟”代表了用投票方式表达类似政策偏好的国家/地区集团，如今，联合国大会上，很多本属于“亲和联盟”的国家也在向美国投出反对票。

美国的软实力是否在衰退？

2019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禁运政策。193个成员国，投票结果为187比3，美国、巴西、以色列是唯一的“少数派”，哥伦比亚和乌克兰弃权。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也没有执行力，但是，它的投票结果反映了世界舆论，或者说，全球“民意”。

联合国大会每年的投票内容有几项是固定的，比如古巴封锁、武器控制、中东问题、人权和自由贸易。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都主导着“投票结果”，但是近年来已经效果不佳。会上，巴勒斯坦大使亚德·曼苏尔（Riyad Mansour）代表134个发展中国家发言，对特朗普政府加强封锁的做法感到遗憾。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非洲的“刺头青”如雨后春笋，像津巴布韦，长期以来都是美国事务的批评家。政府发言人乔治·查兰巴（Geoge Charamba）公开表示，永远不会顺从某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2017年时，它也是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政策的一员。那一次，跟着美国投赞成票的只有8个国家。

像南非，一方面承认和美国关系不错，一方面也和中国、古巴、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在投票上保持一致。

像布隆迪，此前也对美国涉嫌侵犯人权、削减援助的做法大加抨击。

在拉丁美洲，经济崩溃的委内瑞拉于2019年10月加入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曾估计，2019年春天，委内瑞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即7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已导致数百万委内瑞拉人步行逃离该国。

委内瑞拉属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这是联合国的选举区域之一。哥斯达黎加、巴西是委内瑞拉的竞争对手。最后的投票结果是，巴西153票，委内瑞拉105票，哥斯达黎加96票。

美国已经在2018年6月退出了人权理事会，抗议其经常谴责以色列“欺负”巴勒斯坦。当然，美国立刻对委内瑞拉的“上位”表达了不满，“有105个国家投票赞成这种侮辱人类生活和尊严的国家，证明人权理事会已经破裂”。

而曾经和美国荣辱与共的“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早在2001年就“变了脸”。那一年，美国第一次被排除在联合国人权事务组之外。过去的盟友们纷纷批评美国漠视国际组织，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拖欠联合国巨额会费等等。

总结起来，西欧对华盛顿的态度就是“不耐烦，失望和恼火”；美国自己也开始困惑“为何联合国各个成员日益发现美国是不可信任的伙伴”。

这个问题同样令我们困惑：目前，投票时站在美国对立面的绝大多数国家，又小，又穷，甚至整个大洲的生产总值都比不上一个发达国家，却屡屡在政治表决时“敢把皇帝拉下马”，它们做出选择的凭据何在？ 

                                         “谁在作对？”

过去的35年里，美国每年都会发布一份报告，将美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记录和其他国家的记录一一对照，以便量化“是谁在和自己作对”。

根据报告，2019年其他国家/地区给美国投赞成票的，只有31%，和2018年持平。“美国人支付了联合国预算的22%，比排在第二、三、四位的捐助国捐助款项之和还多，尽管持有如此慷慨大方的态度，其他成员国却不那么支持我们……这不是我们可接受的投资回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Nikki Haley）说。

美国总领全球舆论的高潮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冷战结束前十年，联合国大会上的美国追随者最低达到总会员国的15%，而1991年之后，支持的红线开始越过30%的基准线，并在1995年达到51%的巅峰。而2000年之后，这一数据又持续走低，徘徊在30%左右。

尼基·海利说的“回报”，指的就是美国派发的大量经济援助、军事保护后希望得到的“赞成票”。

一般而言，三个因素影响着联合国大会的投票倾向。

首先，联合国大会的投票原则为“一国一票，票票等值”。无论国土面积大小，生产总值多寡，政治制度如何，一个国家就有一票。和一些世界性金融机构的“贫富不均”很不一样——富国甚至能拿到一票以上的投票权。因此，很多人口极少、国土狭小、积贫积弱的小国，一票的分量不比美国小。它们在投票时，会以国家利益、地区利益或集团利益为先。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小国的“主事”机会远多于大国。联合国体系内某些特定席位只能或倾向于由小国担任，这是小国享有的不成文的“特权”。像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席位，基本上从中小国家代表内产生，五大常任理事国不得参选。在议题的选择权上，小国也更具优势。

1989年时，马尔代夫的联合国代表致信秘书长，请求在大会议程中加入“小国的保护和安全”的补充项目，最终大会加入此项议程，秘书    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席位，基本上从中小国家代表内产生，五大常任理事国不得参选。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雷斯特来自葡萄牙

其次，地区集团、其他政治集团一直起作用。像七十七国集团，全部由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目标是扭转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被动地位，自然会和美国“美国优先”的目标有所抵触。

像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遍及中东、中亚、西非、北非和印度次大陆，覆盖人口达16亿，宣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和重返家园的斗争，和美国力挺以色列的宗旨格格不入。像“不结盟运动”，发轫于冷战时期，不与美苏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近年来力图推动“去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

除此之外，“金钱外交”的力量一直像“第一推动力”，理想条件下的有效性往往在投票机制的设定之上。但是，此原则推行数十年之后，美国愈发发现“入不敷出”。

一份关于2000年至2008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的分析报告显示，约95%的美国援助国家在非共识性投票中给美国投了反对票，在美国认为“重要”的非共识性投票中，72%的受援助国家投了反对票。美国援助程度最大的30个国家里，有29个国家在非共识性投票中给美国投了反对票，有25个国家在“重要”的非共识性投票中给了美国投了反对票。

更糟糕的是，从1980年至2008年，美国为受援助国家提供了近4600亿美元的发展经费，然而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这些受援国的数字比起几十年前也没什么变化。

这也促使美国寻找“亲和联盟”貌合神离的更深原因。

很多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根本无须在意联合国的任何实质性影响。

然而，一系列的研究报告显示，联合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作为最负盛名、联系最广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为美国支持的行动提供合法性，并提供额外的经济支持。

两次海湾战争就是最佳案例。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2003年则没有取得授权。1991年时，联合国提供了16万名军人，美国人伤亡人数为299人，美国纳税人花了100亿美元；2003年时，联合国提供了4万5千名军人，美国人伤亡人数超过4000，美国纳税人花了4000亿美元。

一言以蔽之，有了联合国的支持，美国就会“名正言顺”，花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

因此，找到影响联合国大会投票倾向的指标，同样至关重要。近十年来，不少美国政治学者发现，相比经济援助、集团裹挟等外因，内因起着更大的作用，而一国的“自由指数”是一个更为有效的判断目标——投给美国的赞成票，随着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的增加而增加。

经济自由意味着个人的工作、生产、生活、消费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侵犯。更大的经济自由赋予人们更多的机会，不仅可以带来持久的繁荣，还可以培养对人权的尊重。

《2010经济自由指数》详细考察了10个关键要素，每个国家在“十大自由”上都以0到100分的分数区间进行评分，根据平均得分，国家/地区可以被分为“自由”“几乎自由”“中等自由”“几乎不自由”“受压制”五种类型。

通过对比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模式，经济自由度较高的国家，更有可能把赞成票投给美国。从2000年至2008年的综合比较结果来看，经济“自由”国家投给美国的赞成票，是“受压制”国家的两倍以上。

                              政治自由的检视结果和经济自由的高度重合。

《2010世界自由指数》使用从一到七级的分级量表，根据10个有关政治权利的问题和15个有关公民自由的问题，对每个国家的政治自由进行评级，根据平均值，国家/地区被划分为“自由”“部分自由”和“不自由”三种类型。

2009年，在联合国大会所有的非共识性投票中，自由国家以36.6%的票数对美国投了赞成票；在重要的非共识性投票中，自由国家以50.8%的票数对美国投了赞成票。从2000年至2008年的综合比较结果来看，政治“自由”国家投给美国的赞成票，是“不自由”国家的两倍以上。

联合国大会上的博弈，是各国在国际上博弈的缩影，各国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进行投票。随着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变得更加自由，符合它们利益的政策也越有可能与美国利益更加接近。 

从这个结果反推，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小国，并没有在政治和经济上变得更加“自由”，毕竟美国得到的票数正在减少。

同样地，这也促使我们反思美国定义的“自由”——到底在何种程度上，个人权利意味着不受侵犯，公民表达意味着民主平等？如果没有达到美式“自由”，是否一定代表站在了自由的对立面上——毋宁说它们只是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上。

美国失去的“票数”和民意，不就正暗示了其软实力的衰落？美国定义的自由、权利、正义，越来越失去了感召力和共鸣。

回顾联合国的投票史，美国这座“道德灯塔”似乎遵循着一个周期：每隔一段时间，来自灯塔的光芒就会转移开去。